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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巴黎》（2011）剧照 。
值得注意的是，诺拉及其同事提出的不计其数的“记忆之场”主要是巴黎的建筑、事件或机构，包括：先贤祠、雨果的墓葬、1931年殖民地博览会、巴黎公社社员墙、卢浮宫、巴黎群雕、法兰西学术院、法兰西公学院、波旁宫、巴黎圣母院、圣心教堂、埃菲尔铁塔等 。因此，很容易得出结论，巴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记忆之场”，不仅对巴黎人来说，甚至不仅对法国人来说，都是如此 。当我们拓宽视野，考虑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博物馆和画廊时，情况就更加令人信服了，这些博物馆和画廊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方艺术文化的宝库 。
如果说文化的记忆确实储存或印记在城市的建筑环境中，那么就必须知道，环境是有人居住的 。总而言之，如果不顾巴黎人来谈巴黎史，无论如何都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一座城市既是一个地理位置又是一个社会，这个概念如同希腊一样古老 。这个概念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第一，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个人与时间的相互关系的历史；第二，一座城市的历史还是生态与社会并存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接受珀雷克观点的合理部分，一个亲眼所见的场所，包括我们见到的个人（过往的行人）以及物体、自然（飘动的白云）和制造品（来去的车辆），共同组成了历史 。
珀雷克的微观研究还从另一个角度帮助了我们：它表明，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在那个广场的历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例如，96路公共汽车的通过是该广场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汽车通过的这个地点也是96路公共汽车历史中的一部分 。同样，自由出现在该广场的任何个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都是该广场作为一个地点或交通人流中的一员 。巴黎的历史是一部叙事，关于一个被叫作巴黎的地方，以及那些生活于其中，或者像珀雷克96路公交车上的乘客一样，只是路过的人 。
珀雷克的实验还提醒我们，他所记载的那些出现在圣叙尔皮斯广场上的人似乎没有形成一个同质化的社会，仅仅是形成了一个由许多个人组成的临时群体，我们只要稍微留心那些一闪即逝的故事就会发现：那些人居住地点不同，目标不同，意向不同，命运也不同 。对于珀雷克来说，没有典型的圣叙尔皮斯人 。这一点告诉我们，在写巴黎历史的时候，不要假定有一种“典型的巴黎人”存在，不要编造故事，也就是不要想象巴黎社会的思想、行为或反应都是协调一致的，因为那将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 。
“典型的巴黎人”是一个神话
在一座城市的居民中，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分配从来都不是平均的 。具有决定地位的权力精英集团可以用某种方式号令整个社会，也可以拥有特殊的城市权利 。例如，在卢特提亚，上述权利属于罗马公民；在19世纪的巴黎，上述权利属于资产阶级 。当然，如果不考虑罗马时代的土著人口或奴隶，不考虑资产阶级占有统治地位时期的无产阶级，就会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 。事实上，这些群体构成了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对城市的历史做出了有力的贡献 。同样的道理，在所谓“典型的巴黎人”中，从来都是既有贵族，也有奴仆；既有资本家，也有工人；既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既有男人，也有女人 。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典型的巴黎人”也是一个神话 。居住在巴黎的“他”或者“她”几乎可以肯定出生在巴黎以外地区，或者是巴黎以外人口的后代 。在巴黎历史上，纯粹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是少数 。直到19世纪后期，如同大多数其他大城市一样，巴黎人口的死亡率依然超过出生率，这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外来人口的迁入 。在任何时候，巴黎人口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都不是巴黎人 。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巴黎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其他一些因素，如巴黎的文化吸引力、巴黎在教育和职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巴黎作为雇主的作用等，现在造成了如同以前一样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巴黎人是“典型的外来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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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巴黎》（2011）剧照 。
普遍的事实也适用于特殊的个体 。对巴黎历史产生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往往都不是在巴黎出生的 。例如，尤利乌斯·恺撒就出生在罗马 。巴黎的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很可能是日尔曼血统，当然，克洛维也是如此 。腓力·奥古斯都出生在戈内斯 。弗朗索瓦一世出生在科尼亚克 。亨利四世出生在波城 。路易十四出生在圣日耳曼昂莱 。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出生在凡尔赛 。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出生在外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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